[选题背景及意义]

本书解读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和大众媒介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也讲述了在一个无处不渗透着大众媒介的社会中，公共文化领域控制下的一次重大冲突。吉特林自己参加过示威活动，然后也听从于电视、报纸和新闻杂志的指使，他为这场运动付出过，也亲眼目睹他被诠释成为面目全非的事物，他亲自感受到看着媒介呈现出的形象与实际情况分离的痛苦，得不到承认的震惊，这一切引发了作者对媒体报道本质的思考。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新左派的中心——“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这里需要详述一下吉特林自己在该组织中的经历，1963年6月到1964年6月，他曾担任SDS主席，1964年到1965年，他当选为全国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参与组织了“曼哈顿游行计划”和华盛顿反战大游行，1965年到1966年，成为全国管理委员会一员，之后逐渐与组织失去联系，开始在《旧金山快报》担任编辑和自由撰稿人，可以从媒体的角度观察新左派和反战运动。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媒介社会学——他探讨了新闻的本质、来源及其影响，第二，美国新左派运动的历史分析——他力图以崭新的方式看待一度被蒙上神秘面纱的60年代。

案例来源：《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Todd  Gitlin，2003，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美）托德·吉特林，2007，华夏出版社。

[研究问题]

本书的研究问题大概可以分为这三个层次，媒体的报道框架是如何变迁的？媒体和学生运动如何相互作用？这反映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霸权？这三个层次基本可以与本书的三个章节相对应：“一次运动的媒介形象”，“媒体对运动的建构和消解”，“霸权、危机和反对派”。

具体的问题可概括如下：

1、媒介在新左派运动议题上呈现出什么框架？对于不同时刻、不同地点和不同的媒介，处理该事件和其他事件的框架遵循了何种模式？新闻管理机构是如何对此加以管制的？

2、媒介框架有没有影响、如何影响了学生运动的消长？媒体对于政治方向的改变起到什么作用呢？学生运动有没有影响媒介框架的生成？

3、新闻惯例、媒介组织的利益、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意识形态霸权多大程度上参与到媒体框架中去？在整个主流社会制度中，文化及其意识形态处于何种地位？

[关键概念]

SDS：

美国新左派运动组织和思想上的中心之一，60年代中期迅速发展膨胀，60年代末陨落。SDS成立的目标是复兴美国左派，复兴从前的社会参与和社区建设的传统，用民主社会主义来取代统治美国国家安全主义的军事工业混合体。作为一个规模不大的、松散地组织起来的团体，SDS最初几年一致致力于地方社区建设，从未寻求也没有获得过任何媒体关注。1965年，聚光灯突然打开，媒体发现了SDS，一夜之间声名鹊起。

被抛到全国性的舞台上，SDS发现自己被贴上“反战”标签，但是SDS对反战的态度是矛盾的，当然越战是当下一个十分紧迫的议题，然而SDS从未想过把自己当做一个只为单一议题而努力的运动，它的目标更广大，策略更温和，它希望通过在草根中的努力改变美国社会。于是分歧产生了，一部分人认为应当继续在社区的活动，另一部分人认为不能拒绝媒体提供给他们的这个吸收新成员、扩大影响力的绝佳机会。

新左派：

在美国，“新左派”泛指1960年代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激进政治运动。当时的美国社会学家莱特·密尔斯主张与关注劳工运动的传统左派区别，建立一个新的左翼意识形态；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应该关注较个人化的问题，例如异化、失范、权威主义及其他现代富裕社会的病征。美国的新左派反对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权力结构，专门采取积极行动主义的组织方式从事社会革命，不与产业工人结盟。美国的新左派思想家或多或少都受到越战与文化大革命影响。该运动的界限既清晰又模糊，其两大全国性组织分别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

对于新保守主义者和顽固守旧的尼克松右派来说，新左派运动是反文化运动中灾难性的高潮；对于新兴的流行作家来说，它又是一个天真烂漫、充满着青春狂热的年代，是一种时尚，却最终只是昙花一现；对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它是在真正的革命道路得以顺畅之前，一场需要被净化掉改革主义面貌的资产阶级冒险活动；而对那些参与者及其年轻的志同道合者来说，那是一次虽败犹荣的改革运动，也许隐约觉得是一种有趣而又危险的骚乱。

[研究设计]

学生运动：

吉特林选择“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在附录里做了相应说明，首先，SDS是整个60年代全国最大、也最具活力的学生基金组织，而SNCC只是一个职能组织，一个组织者的组织，SDS却是新左派的精神中心和组织中心；其次，SDS界限十分清晰，有明确的领导人、成员和组织程序，这使得研究相对方便一些；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作者本身就是该组织的成员。出于比较的目的，作者在书中也论及当时其他运动，比如“越南日委员会”、黑人运动、妇女运动、环保运动等。

资料来源：1，公开能够获得的文件资料，2，历史学家既有著作，3，个人回忆和个人信件，4，作为当时组织内积极分子，吉特林拥有很多内部资料，比如《“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工作目录》、成员公告等，5，采访了委员会的关键成员。作者自己也意识到个人回忆的危险性，“因为它是一种诱惑，使你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中择取了记忆中的某一部分”。

媒体：

研究对象：在众多不同类型的媒体中，吉特林只选择CBS和《纽约时报》作为研究对象。本来作者计划至少涵盖两家电视网，观众规模和影响力都数一数二的CBS和NBC，但是NBC不对外开放，只有CBS允许外来研究人员有限观看其电视新闻节目资料。而《纽约时报》在政府决策时扮演着多重角色，全国的新闻记者都对《纽约时报》及其报道予以认可，对于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以及新闻杂志而言，《纽约时报》都有一定的影响力，CBS新闻的编辑们经常把《纽约时报》的报道摘引下来作为参考，同样重要的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领导层对《纽约时报》相当重视。

资料收集情况：CBS的电视新闻资料相当混乱，60年代电视技术还没有很发达，节目用录像带来保存，许多带子都已经丢失，大多数胶片是黑白的，且没有声音，总之资料很不完全，于是作者设法拿到了CBS新闻节目的文字副本，并多次与新闻记者和相关人员进行交流。作者查阅了1965到1970年间《纽约时报》的缩拍档案，尤其是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相关报道

作者在导言中自己也说，由于将着眼点立足于运动与规模庞大的商业媒介之间的碰撞，所以根本没有讨论运动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也没有提及运动对自身的宣传。

[资料收集与分析]

框架分析

第一章作者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对媒体报道进行框架分析，他发现，媒体是移动的聚光灯，是源于事实又扭曲事实的哈哈镜，而不是被动地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1965年，随着聚光灯的开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迅速膨胀，一方面，学生们为自己开始广为人知而欢欣鼓舞，大众和媒体的关注是他们之前所不曾想到的，然而却惊讶而震惊地发现，这些报道逐渐走向否定自己的一面，看着电视机里那些固然真实却与现实反差巨大的自己，他们仍然不知如何处理。媒体和学生运动的变化可以由下面的图表呈现：

表1， 1965年媒体和SDS的表现

图1，媒体框架的变迁

在这一章，作者依靠敏锐的眼光和详实的资料分析了很多事件和相关报道，并用让人赞叹的语言揭示出“平衡”背后的框架，以及这些框架是如何诞生的——选择、修辞、突出强调、背景提供，政府政策、编辑的政治设想、新闻惯例、传统所说的新闻价值、技术因素共同构成了一篇完整的报道，这里不再详述。

媒体对运动的建构和消解

媒体对学生新左派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包括：培养支持力量、公开宣传和认证、讽刺和夸大危险性、部署负面形象、鼓励温和派。总之，吉特林发现媒体既夸大又牵制了学生运动的信息。如果没有媒体的注意，很难想象反战运动会达到它当时的那种规模和影响。

故事的本质在于媒体和学生运动相互需要，但最后表现出来的是学生运动被媒体所利用并且还是负面影响。学生运动非但不是在媒体上宣传自己的信息，他们自己就是被媒体设置的信息。

随着“草根”成员的大量加入，运动原来的领导群体丧失了凝聚力和自信心，最初的精英们开始让位了，甚至连规章制度也开始瓦解，而在媒体聚光灯下诞生的公共领袖却没有统领全局的威信，另一方面，传媒所塑造的形象已经无可奈何地成为SDS的行动策略，虽然学生们决心控制它，却发现媒体的力量永远凌驾与他们之上，这两种冲突最终摧毁了一个毫无媒体经验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

媒介惯例与意识形态霸权

吉特林认为，对文化作品的文本分析必须跳出新闻的狭隘范畴，进入更大的政治范畴和历史范畴，在第三部分，他寻找一种解释方式：既能与新闻运作的特殊程序保持一致，又能敏锐地感觉到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新闻业与其他一些意识形态的机构和制度共同存在。

资产阶级文化中的霸权思想兼收并蓄、异常复杂，只有吸收一些相关价值观，并加以驯化，才能保持其霸权特性，霸权在新闻机构中有效地运行着，可能是无意识的。任何媒体报道里都会出现的“选择”的方式，因为这种选择发生于一个依靠政治高压和制造共识来控制的阶级社会，那么随之而来的媒体框架就一定会是这种不平等的结果。

新闻运作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雇员的自主权，媒体内的管理人士允许他们的新闻操作以自主的形式出现，暗地里却对它进行间接的、难以让人察觉的社会控制，主要体现在成员的吸收和提拔上，体现在所制定的政策、薪金标准以及向下的社会渗透中。虽然媒体的霸权框架和运动内部理论上的分歧和派别教条主义相互交织的，但是运动政治和思想上的弱点被深深卡在霸权系统里的媒体齿轮上，受它摆布。

    针对上文的三个问题，作者的结论如下：

     1，“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媒体上的形象经历了如下变迁：值得尊敬和同情的严肃运动、徒劳荒唐的怪异行为、荒谬和威胁的结合、毋庸置疑的威胁

     2，媒体的强大力量不在于其对公众的直接影响，更多地来自于媒体对权力舞台上各个主角的影响。大众媒体构建了一个框架，事件、社会运动、活动者们都开始按照这个框架构建自己，无论是权力场的主角还是其他的社会成员都潜移默化地接受该框架对意义的构建，这是贯穿本书首尾的基本观点。

     3，这些框架部分来源于组织需要和新闻操作习惯——特别是新闻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比如戏剧、色彩、个性、冲突。另一个来源是新闻媒体与“主流阶层”影响下的权力和财富中心距离很近的位置，霸权在新闻组织里无意识地、却有效地运行着，美国媒体最终是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因为它们自己身在其中。就像其他作者也曾经表述过的，通常情况下，权力所有者很难确保对媒体的霸权，但他们也不必刻意努力，因为新闻业总是生产出同样的让他们满意的东西。

 

[研究的得失]

     由吉特林在写SDS和大众媒体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他十分够格。1963至1964年他是这个组织的主席，直到1966年他还在运动中担任了各种职务，60年代后期当SDS内部派系分裂时他才逐渐和组织失去了联络。从那时起他开始做报纸编辑和自由记者。在写这本书时，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众传播项目的负责人。

     吉特林的研究验证了美国媒体最终是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因为它们自己身在其中，无需引用阴谋论，也无需告诉我们如果媒体换一种行为方式的话美国历史就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在媒体中，事实一定会被选择性的使用，而阐释时的修辞会轻易地成为重点。读完全书，我们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媒体在民主社会是多么易错和易碎。这本书指出了在政治行动者、媒体、公众所拥有权力不平等并持续争夺权力的情况下，建立一种能够应对它们复杂互动的科学机制十分必要。

     然而，这本书仍然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吉特林用超过一半的篇幅写1965年，并且几乎完全集中与“学生争取民主组织”，剩下的绝大部分是理论而不是历史，并且相当重复，这是一个实现更宏伟目标的案例研究，然而，读者可能会因为历史背景某些重要元素的缺席而感到遗憾。

     吉特林的整个论述在两个方面都特别含混不清：首先，他对霸权的操作过程描述地并不明晰，而是留给读者去猜测会不会包含了以下这几种混合的因素：阴谋、来自媒介组织上层的压力、事业心、记者的阶级背景等等；第二，作者的用词在“主导框架”、“霸权框架”、“主要框架”之间徘徊，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三个词是同义的，还是有什么些微差异。

     在导言里，他说他的部分目标是重新思考新左派运动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他下了很大功夫也做的很棒，不幸地是，他并没有处理好自己的主要目标——跳出新闻范畴、进入更大的政治和历史范畴来进行阐释。社会运动在聚光灯照亮的社会场域里组织、发起、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媒体和它所报道的运动一样活跃，但是阐释、强调、选择、摒弃等媒体操作过程必须被放在一个靠政治高压和制造共识保持稳定的阶级社会里去看待。虽然作者在导言里就提到了这一点，也引入了霸权的概念，但是直到书的末尾他才回头来讨论这些更广泛的议题，并且处理地不是很好，当然这个缺陷并不能作为重头戏的另外两章的价值，在这两章里，他详细而深刻地讨论了学生运动的形象以及在它成长衰退过程中媒体的角色。

     参阅：

     1, Book Reviews :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Denis  McQuail,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1982 29: 107

     2,  Book Review: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Antony Bryant, Sociology , 1981 15: 614

     3,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Herbert G. Rei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 1981 456: 201

     4, Book Reviews: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Chris Rootes, Theory Culture Society,  1982 1: 111